文章摘要

    投匿，即今日之匿名举报。中国古代自秦代始即对投匿者严厉打击，《唐律》中，投匿罪的刑罚为“流二千里”。重刑“禁匿”，在保护刑法法益的同时，却又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犯罪线索的发现渠道。是耶非耶？法律应如何在“投匿”的禁弛之间取得平衡？这一问题值得思考。孟德斯鸠在《论法的精神》中谈及对待匿名信的态度：“鞑靼人必须在剑上刻上他们的名字，为的是让人知道剑是从他们的手里射出来。马其顿的菲利普在围攻一个城市时受伤，人们发现投枪上写着：‘阿斯德给菲利普致命一击’。”这段文字出自《论法的精神》第12章24节——“匿名信”。他提出，国家法律对待匿名控告的行为，最好的办法就是：“不予理睬”。一方面，对匿名者，“一点也不相信他”，这是国家应给予他的“最低限度的处罚”，除非这一控告涉及君主安全或不会使正常的司法程序受到影响；另一方面，对被举报者，不应有任何怀疑，就像“没有人控告他”一样。孟德斯鸠对待匿名举告行为的否定，似乎对中国传统文化颇有认同，但在涉及匿名者的责任时，二者显示出差异。在中国古代，对待匿名举告者，绝非仅仅“不相信他”这么简单，而是要施以严厉的刑罚。这一做法的立法意图已如前述，而广开言路及“保护举报人”等立法思路在中国历史上则似乎始终被忽略。

文章来源：《人民法院报》2017年8月4日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