壹、文章摘要

    2016 年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解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证据解释》）
对证明标准用三个条款加以规定：“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，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，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，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”；“当事人对欺诈、胁迫、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，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，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，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”；“申请回避、申请诉讼保全措施和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等程序性事实，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相应证据并进行必要说明，人民法院认为该事实有可能存在的，可以准许当事人的申请”。这三个条款构成了证明标准的适用体系：“排除合理怀疑”证明标准与“可能性”证明标准是针对特定情况的适用；除此之外都适用“高度可能性”的证明标准。质言之，该司法解释把“高度可能性”证明标准的提高与降低法定化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么，“高度可能性”证明标准的弹性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。

贰、文章框架

    首先，在提高与降低证明标准法定化之后，“高度可能性”证明标准还有提高、上升的空间，但是，必须以内心确信的形式加以阐释。
    其次，在法律适用过程中，无论“高度可能性”是作为最低法定证明标准，还是继续上升、提高都必须源自法官的内心确信。
    再次，尽管“高度可能性”作为最低的法定证明标准似乎约束性更强，而内心确信也不是任意性、纯粹主观认知的表达，而是经过证据规则、程序规则约束所获得的认知。
    总而言之，“高度可能性”证明标准只有结合内心确信才可能富有弹性。如果把它界定为辅助法官达到内心确信的操作性词汇、工具，让它停留于司法解释层面未尝不可。
   
文章来源：《上海法治报》2017 年2月8日第 B06 版。